道理參透是幽默，性靈解脫有文章。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對面只有知心友，兩旁俱無礙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隨人看桃花？
領現在可行之樂，補生平未讀之書。
這是林語堂在雜文《雜說》結尾用來表達他治學之道的幾句話。 這幾句話表明，他自信力很強，尤其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成為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 在《自傳》中，林語堂為這個座右銘作了註解：“我的最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 “眾多學者和廣大讀者，也大都以此來品評這位國學大師學貫中外，融合中西文化的。
樹有根，水有源。 林語堂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國學宗師，融通東西文化的世界文化巨匠，是與他兒時所受的發蒙教育關係很大。 林語堂生於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時值清末。 在《八十自敘》中，他說：“我生於福建南部平和縣的坂仔鄉（漳州龍溪）。 下列幾件事對我童年影響最大：一，山景。 二，家父，不可思議的理想主義者。 三，親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 “又說自己”是一個十足的鄉下人“。 正因為，林語堂童年的家庭生活融合於中西文化，家庭關係又是中國式的，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較深，尤其是其父對子女進行中國傳統文化開蒙教育十分重視。 這就為林語堂日後成長為譽滿世界的文化名人打下紮實的基礎，也就是說在坂仔鄉間他就練好了“兩腳踏東西文化”的“童子功”。
林語堂父親林至誠，年輕時沒機會讀書，走不了科舉入仕之路。 但閩南農村耕讀文化盛行，他懂得讀書的重要，靠自學略懂詩文，能寫粗淺文言文。 他既是鄉村牧師，又是家庭教師，自己走不了“讀書為官”之途，就把希望寄於兒子身上。 林語堂回憶說“他教我們古詩、古文和一般對句。 他講解古文輕鬆流利，我們都很羡慕他。
《易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 “中國人歷來重視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 通過啟蒙教育，使兒童自幼扎下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從而形成初始之自然觀、道德觀、歷史觀、倫理觀、價值觀，而這種教育通常在書館、村學、家塾、鄉學、義學、社學等名稱不一的處所進行。 為實施這種啟蒙教學而編成的讀本，統稱為蒙書，蒙養書、蒙童讀本或蒙學教材。 明清時期，作為蒙養教材，一般是選用《神童詩》《百字姓》《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四書五經》《幼學瓊林》《聲律啟蒙》等，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家長有時還會自選教本。 林語堂的父親除了用《四書五經》《幼學瓊林》《聲律啟蒙》之類的蒙書教授子女外，還特地選用《鹿洲全集》作為子女學習古文和傳統文化的必讀書。 清末，《鹿洲全集》在閩南地區流行，著者藍鼎元，字玉霖，別字任庵，號鹿洲。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1680年9月19日）生於福建漳浦縣赤嶺鄉，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1733年8月1日）卒於廣州任內，享年54歲。 康熙間隨族兄入台參贊軍務，雍正元年（1723年）以優貢入選進京，參與修纂《大清一統志》。 五年，雍正帝召見，條陳治理臺灣、河漕、海運、兼資、鳳陽民俗土田和黔蜀疆域六事，為雍正帝所賞識。 未幾，授為潮州府普寧知縣。 到普寧上任不久，又兼署理潮陽縣。 后因政績顯著，升任廣州知府。 《清史稿》將他列入循吏傳，說他“善治盜及訟師”“聽斷如神”“斷獄多所平反，論者以為嚴而不殘”。 舊《潮陽縣誌》說他“有包孝肅複生之稱”。 更為可貴的是藍鼎元一生向學，是位著作面頗豐的道德文章名重於世的大學者。 林語堂父親對藍鼎元十分崇拜，對《鹿洲全集》愛不釋手。 他不僅把這部書作為兒子的童蒙必讀書，而且要求孩子們有些篇章能熟背。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吾師黃典誠教授曾談起與林語堂的二哥林玉霖先生同居一舍。 林玉霖告訴他，其父平生敬重鼎元之為人，不僅將《鹿洲全集》作為家人子弟必讀書之書，而且將自己的名字也取用鼎元之字，叫玉霖。 後來，林語堂及其四位哥哥都成為文化人，也是因為自幼受父親的此種蒙養，埋下了中華傳統文化壯實的種子。
藍鼎元官階不高，治政時間也不長，可在當時以及身後名氣卻相當大，曾被列為清代數百名人之一。 《清史稿》有他的傳記，尤其是在臺灣及閩廣影響更大，地方誌書大都有他的事蹟介紹。 最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臺灣先賢先烈傳，也有鼎元其人。 《辭源》《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等，都有他的名字。 藍鼎元不僅是一個地方性的人物，也是全國性的名人。
藍鼎元從一個農村的苦孩子，成為全國性的名人，靠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和名師的教誨。 他一生勤於著述，著作等身。 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鹿洲全集》中，被譽為經濟大儒、文章巨匠，學適於世用，而志乎世道人心，心系乎生民社稷，詞不浮誇，論切人情物理。 故其著作備受史家的讚賞，收入於各種藏書。
《鹿洲全集》行世很早，並屢經再版。 據悉最早有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至光緒六年（1880年）七世孫藍王佐再補刊本，閩漳素位堂代印本。 林語堂兄弟幼時讀的可能就是這個版本。
《鹿洲全集》收錄鼎元書稿八種，內容有：《鹿洲初集》凡20卷，分為書、序、傳記、論、說、考、賦、檄、銘、箴、讚、事錄、讀傳、書後、跋、壽文、告文、祭文、哀辭、行狀、墓誌銘、墓表等240篇文章，內容廣泛，是專著以外的文集彙編。
《女學》凡六卷，為女學之專著。 康熙五十一年（1712）寫成，在時間上是最早完成的一部專著。 “天下之治在風俗，風俗之正在齊家，齊家之道當自婦人。” 該書纂組古訓，大致與《小學》相近，而編輯等較《小學》更見苦心。 所謂「扶倫教之傾，舍此是編而奚屬哉。 ”
《東徵集》凡六卷。 清康熙間臺灣朱一貴之役從軍時所作。 該書通過親自實踐與考察，對如何經理臺灣提出諸多很有見地的主張，被譽為“籌台之宗匠”。
《平台紀略》凡一卷。 離台後於雍正元年在家鄉寫的，這是一部平定朱一貴起義的紀實文章，是為補充《東徵集》之不足和糾正當時的一些錯誤傳聞而作。 事關台事，後人治台者，《東徵集》和《平台紀略》是必讀之作。
《棉陽學準》凡五卷。 他任普寧知縣時創建棉陽書院，該書是他講學棉陽書院的著作，併為書院制定同人規約、講學規儀，所謂“得濂洛真傳”。 四子、六經、近思錄、小學而後所未見者。
《修史試筆》凡上下二冊。 這是鼎元“欲寫宋史，而以此為試筆也”。 他認為「宋史繁蕪」，必須「釐正，而欲更修之」。。 試筆內容是以唐代較有作為名臣，“擇其忠節，經濟之炳乾坤者，列為傳名”，凡35人，又五代一人。
《鹿洲公案》凡上下二卷，為潮普邑令時治獄紀述，列舉20多個案例，讞析疑獄，鉤致出奇。 他持正無畏，疾冤如仇。 史家評他「長於斷獄」，“有包孝肅複生”之譽。
《鹿洲奏疏》凡一卷六條。 為履歷奏條、經理臺灣、臺灣水陸兵防、漕糧兼資海運、鳳陽民俗土田、黔蜀封疆，是他向雍正皇帝奏疏輯錄，內容均多見地，如遵義由四川改為貴州轄屬，就是他的建議，並立即得到批准更改。
《鹿洲全集》內容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商貿、交通、少數民族政策以及文學、史學、地理學和哲學等等，知識很淵博。 他的著作能得到重視，首先是他的思想觀點符合當時政治標準，他奉行的儒家學說，闡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但他又不同一般只讀聖賢書的儒生之輩，他事事從國家大事出發，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敢於堅持自己正確的主張，不計個人安危得失，故能根據當時的國情抒發自己的政見。 經世濟民的「經濟文章」是他著作中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成功之處，所以他的著作具有生命力。
《鹿洲全集》收錄的《鹿洲初集》，是較早刊印行世的。 福建巡撫張伯行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已醜秋日，在《鹿洲初集舊序》中寫道：“閩中漳浦，稱山海奧區，人文淵藬。 余蒞閩，莆下車，創書院於會城，招九郡同志，講明正學，纂修先儒諸書，而漳浦之才為獨盛。 藍生玉霖，八閩翹楚也。 少孤，嗜學，長有文名，當道廉其品，鹹折節推重，生閉戶著書，自豪岸然，不以為意。 …… 蓋根本深厚，氣魄力量無所不達，而謹慎小心，深之以涵養，斯誠經世良才，吾道之羽翼也。 “”昔范文正公作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觀生之文，可知生之志哉！ 生長文獻之邦，道南一脈，代有傳人，使微言大義，與日月經天，不絕長夜，余所厚望於生者，生曾知之乎！ 漳浦東溪，陳剩夫，周翠渠，黃石齋諸先生，皆卓然有立，增光宇宙。 “作為對藍鼎元有知遇之恩的師長，張伯行對藍鼎元的為學做人之道和著書立說，予以很高評價，同時也提出厚望。
與藍鼎元同時代的名士汪紳文，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在給《鹿洲初集》寫的序中，稱讚“藍子玉霖，奇士也，志高識遠，超然塵埃之表，議論風采，悉奉古人為師。 作為文章，原原本本，可以坐言起行，功深於鎔經鑄史之中，而氣磅礴於語言文字之外，斯人與文而皆奇。 昔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蕩有奇氣。 今藍子年方壯，行將遍歷乎四海九州之大，與其賢人君子交遊，志氣激昂，精神煥發，造詣正無可量，區區集中數藝雲乎哉。 “”藍子一經生耳，獨能於人心風俗之所維繫，綱常名教之所昭垂，天經地志之所研究，勤勤懇懇，剖晰精詳，不啻三致意焉，此豈經生之文乎。 余故曰：玉霖奇士也。 “他把藍鼎元與太史公司馬遷類比，高度評價藍鼎元功深經鑄e史，為人為文皆奇。
由此可知，林語堂之父將藍鼎元的《鹿洲全集》作為子女的蒙養必讀書，並選定某些篇章背誦，是獨具慧眼的精心設計。 林語堂兄弟們受益於蒙養良多，尤其是受益於《鹿洲全集》，讓他們銘刻於一生記憶之中。 林玉霖曾說，其父以《鹿洲全集》為家人弟子蒙養必讀之書，使「乃弟語堂異日之得以馳騁文壇」。。 這種說法，在林語堂諸如《國學拾遺》等許多著作中得到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