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北京金台藝術館館長袁熙坤先生，收藏一本張大千的敦煌日記，這本日記至今已有50年的歷史。可把當時張大千先生在敦煌臨摹壁畫期間。對敦煌壁畫所記錄的內容和當時的時事跡非常立體的展示出來。
一直以來有很多人對張大千先生臨摹存有破壞的誤解，所以想通過媒體讓大家對張大千先生有一個重新的認識。同時也讓北京金台藝術館的館藏—-《張大千敦煌日記》這本承載著重要歷史佐證的經典填補敦煌一段重要空白的歷史。
適逢今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袁先生又重新拿出這本日記，讓國人看到了張大千先生對當時的侵華日軍的態度和他的愛國情懷，還有他對中華文化瑰寶敦煌莫高窟的苦心記錄。
張大千《敦煌日記》：烽火筆墨中的歷史見證．映照反法西斯戰爭東方記憶（增補版）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著名藝術家張大千于1941年在敦煌莫高窟創作的《敦煌日記》，經中國收藏家協會創會會長、名譽會長袁熙坤先生珍藏，跨越半個世紀的精心守護，其蘊含的歷史細節與精神內核再度引發關注。這部手稿不僅是藝術大師在民族危亡時刻的堅守實錄，更以第一手史料價值，成為解碼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歷史地位的重要文化金鑰之一。
一、日記中的時代座標：反法西斯洪流裡的東方迴響
1941年的世界，正被法西斯戰火席捲。5月，張大千率團隊進駐敦煌莫高窟時，國際反法西斯局勢正經歷關鍵轉折。這部寫於戰火紛飛中的日記，原本是記錄張大千一行在敦煌的生活工作日常，但因為歷史背景的作用，其《敦煌日記》卻真實記錄了那段歷史的風雲。
6月29日（農曆六月初五）的日記清晰記載：“西安電臺張（雨亭）台長來訪……張台長謂德蘇正式宣戰（1941年6月22日），英蘇（將）成立軍事同盟……此真好消息也！”寥寥數語，既精准捕捉到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的關鍵節點，更折射出中國民眾對“團結滅法西斯”的迫切期盼，展現了東方戰場與全球反法西斯戰局的緊密聯動。
面對國內戰場，日記同樣留下鮮活注腳。記錄“日寇降落傘部隊二千人至潼關，被我軍俘五六百人，餘盡殲滅，令人快煞！”的文字，字裡行間滿是對中國軍隊勝利的振奮，生動還原了軍民同仇敵愾的抗戰場景。而8月3日（農曆閏六月十四日）“得家書，成都奇熱、物價飛漲……”的記述，與1941年7月底，日軍瘋狂對成都、樂山、重慶等地實施的“大轟炸”史實相互印證，成為日軍妄圖以轟炸逼迫中國投降的直接見證。
更令人震撼的是8月11日（農曆閏六月廿二日）關於“涼州被炸，河西日報社適中彈……聞共死二百餘人，青海則後一日被炸死三十餘人，職業學校炸毀損失最為慘重”的記錄。這些文字不僅是日軍侵華暴行的鐵證，更深刻揭示了中國戰場作為東方主戰場的歷史必然性——即便面對狂轟濫炸，中國軍民仍以堅韌抗爭牽制日軍主力，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全域爭取了戰略主動。
二、石窟燈火中的堅守：藝術與文明的戰時守護
在敦煌的兩年零七個月裡，張大千的工作遠超藝術創作本身。日記中，“酷熱”“腹瀉”“露宿”等字眼出現，卻始終伴隨對壁畫臨摹的執著，可見張大千之堅毅，甚至有“畫蕉蔭解暑”的記述，盡顯在物資匱乏、環境惡劣下，他對文明傳承的堅守。最終，其團隊完成276幅壁畫臨摹，編制309個石窟編號，為敦煌學研究留下了系統性的早期史料。
從藝術史專業視角看，張大千將敦煌壁畫視為“研究隋唐服飾、社會制度的活化石”，這種將藝術考證與歷史研究結合的方法，突破了傳統宗教藝術研究的局限，為敦煌學拓展至文化人類學領域奠定了基礎。如今，這部薄如蟬翼的宣紙手稿，作為北京金台藝術館“鎮館寶”之一，其保護得如此完好的整本日記，字裡行間的墨痕，不僅是歲月的印記，更成為民間力量守護歷史記憶的生動注腳，在文化遺產保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實證價值。
三、《敦煌日記》的流傳脈絡：從洞窟到展館的守護歷程
《敦煌日記》的流傳與收藏，承載著一段跨越時代的文化因緣。日記最後一頁鈐有“蘊玉遊目”印章（“蘊玉遊目”即為趙蘊玉看過），其背後關聯著特殊的傳承軌跡：趙蘊玉是張大千晚年在成都時期的弟子，因這層師徒淵源，他得以從張大千處留存下這本日記。
抗戰時期，趙蘊玉任職於四川省博物館，進一步為日記的妥善保存提供了條件。
20世紀70年代末，趙蘊玉將日記割愛給袁熙坤。袁熙坤的父親袁曉岑是公認的藝術大家，父子二人皆對張大千的書法藝術懷有深厚敬意與喜愛，常以其字體為臨習範本。袁曉岑的書法作品中，筆意間可見對張大千書法神韻的吸收；袁熙坤亦偏愛臨摹張大千字跡，其書風裡同樣留存著張大千書法的鮮明痕跡，這段收藏經歷因兩代人的藝術追慕更添一層傳承深意。
隨著日記中歷史細節的不斷解讀，結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等重要歷史節點，這部承載著特殊記憶的手稿愈發顯現出其歷史價值，因此有必要公之於眾，讓更多人透過筆墨見證歷史。
四、從筆墨到青銅：跨時空的和平敘事
藝術家袁熙坤以《敦煌日記》的歷史精神為內核，多年來創作的系列反法西斯題材雕塑，形成了跨越80年的文化對話。《蘇聯飛鷹》的剛毅姿態，與日記中“英蘇同盟”的國際視野形成呼應，《陳納德-待機歸來》詮釋著日軍大轟炸下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力量的形成；《中國遠征軍》雕塑與“潼關殲敵”的東方中國主戰場記錄共振，具象化了中國軍民的抗敵決心；《慰安婦》的靜默悲愴，則讓“涼州被炸”的文字傷痛有了可觸摸的藝術表達。
從藝術創作專業維度看，這種“文字史料—視覺藝術”的轉化，構建了歷史記憶的雙重載體。袁熙坤所言“如果世道亂了，再好的雕塑都是狙擊手的掩體”，深刻揭示了藝術與和平的共生關係——當日記中的同仇敵愾與雕塑的青銅力量相遇，共同築起抵禦歷史遺忘的文化防線，使反法西斯精神在當代獲得持續傳播的藝術張力。
五、閏六月的時空對話：兩岸共築的記憶紐帶
2025年，恰逢1941年與2025年兩個農曆閏六月的時空巧合，更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一年9月3日，臺灣倖存的國民黨抗戰老兵將登上天安門觀禮台，與大陸軍民共慶勝利，而《敦煌日記》中記錄的轟炸創傷、軍民抗敵等細節，恰是兩岸同胞共有的民族記憶。
從歷史地理學視角看，敦煌作為古絲綢之路的文明交匯點，在戰火中成為文化堅守的象徵；從民族共同體理論出發，日記承載的不僅是個人情懷，更是中華民族在苦難中凝聚的共同體意識。從敦煌石窟的油燈到金台藝術館的展櫃，從張大千的筆墨到袁熙坤的雕塑，這種歷史延續性印證了：藝術的力量能跨越時空，歷史的記憶能凝聚人心。
這部“薄如蟬翼卻厚重若山”的《敦煌日記》，既是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珍貴物證，也是文化保護的典範。在紀念勝利80周年的今天，它以跨越時空的力量昭示世人：對戰爭苦難的深刻銘記，是人類守護和平的精神基石；而對民族文化保護與民族精神的賡續傳承，則也續注入了一個從藝術文化學者視角的力量。